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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说认为盗赃物,是指以窃盗、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而言,不包含诈欺取得之物和侵占取得之物。

我国《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时,对涉及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采取回避、模糊的态度,质言之,本着严格的成文法法条主义原则,我国是不承认盗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的。加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大案必破、办铁案、少翻案的目标影响下,一追到底的办案模式成为了侦查机关顺利查处刑事案件,提高定罪率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赃物赃款往往被追回,使得善意受让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这不仅侵害了善意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也使财产的流转处于极不安全稳定的状态。

通说认为盗赃物,是指以窃盗、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而言,不包含诈欺取得之物和侵占取得之物。申言之,盗窃、抢夺和抢劫夺取财物的行为,是违背原权利人意思的,原权利人没有将财物交给他人占有的意思表示,而欺诈和侵占所取得的财物虽然也属于“赃物”的范畴,但就占有的移转而言,仍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而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在所不问。

但是,在我国大陆的立法中,没有关于盗赃物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对于盗赃物,持不能一概而论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盲目地将欺诈、侵占所得的财物从盗赃物这一大概念中分离出来又是十分牵强的,对此问题的研究,亦应本着物之区分原则加以细分。可以分为“文赃”和“武赃”,其区分标准为取得财物方式、手段的暴力程度。暴力程度小,受害人自由意志较高,所被侵害之物可称为“文赃”;暴力程度高,受害人自由意志较低或者丧失自由意志,所被侵害之物可称为“武赃”,不论“文赃”还是“武赃”都属于盗赃物,都是盗赃物的子概念。那么,为什么要对盗赃物进一步细分呢。笔者以为,王泽鉴、史尚宽等学者之所以将欺诈、侵占之赃物(“文赃”)从盗赃物这一概念中剥离出来,就是为了讨论、研究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剥离出“武赃”使得盗赃物成为一个完全可以适应民法上善意取得制度的术语固然有一定的积极、简化作用,但是这种牵强的剥离本身是对文字内涵的一种践踏,为普通民众理解法律法条增加了负担,是法律法学家化,这样的做法是弊大于利的。故此,笔者以为,在我国法律上所指的盗赃物,既包括以盗窃、抢夺、抢劫等手段取得的财物,又包括以欺诈、侵占等手段取得的财物。这样既符合《新华字典》关于盗赃物的解释----“因犯罪而取得的财物”,又不会超出一般民众对法律术语、概念的预期。

那么,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呢?各国目前有三种立法模式,其一为以《美国商法典》为代表的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全肯说”;其二为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完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全否说”,其三为以《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代表的有条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说。”[1]虽然我国立法目前并没有设立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对这一问题也是持逃避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非以暴力手段取得的“文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我国立法应当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尽快承认“文赃”的善意取得和制定盗赃物善意取得的有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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